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被称为“长征”的伟大战略转移。
11月底，一连闯过了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的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大半，而蒋介石调动的几十万大军仍然在红军身后紧追不舍，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命运到了最为危急的关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在周总理、朱总司令、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领导同志的正确意见下，纠正了一直以来的“左”倾错误指挥思想，撤销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会议决定，由时任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总理、朱总司令指挥军事，周总理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明确由毛主席协助周总理开展军事指挥工作。
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的指挥下，1935年2月底，红军在娄山关—遵义之战中获得大胜，打垮了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和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歼敌5400多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蒋介石得知国民党军在娄山关遭遇惨败之后气急败坏，于3月2日抵达重庆，就近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行动，他调兵遣将，继续组织四十多万大军对红军围追堵截。
此时，红军只有三万出头，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改变，情况依然十分危急。
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清醒地认识到，遵义绝不是红军久留之地，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四战之地”。
遵义地处川、黔、滇三省的交界地带，往北不远就是重庆，南边是贵阳，往西则是云南，道路四通八达，军队调动十分方便，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入黔，随时可以大举围攻。
而且，龙云和刘湘这两个地方实力派军阀一定不会坐视红军在自己眼皮底下发展，自然要全力出兵和红军为难，加上被打得只剩下半口气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红军留在遵义将会四面受敌。
蒋介石已经命令中央军在黔北地区构筑堡垒，企图又以“堡垒战术”封锁红军北上进入重庆的道路，在遵义多停留一天，红军就多一分危险！
考虑到中央政治局2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天天开会讨论和决策军事指挥问题效率太低，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负责具体执行指挥红军的任务，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治委员。
红军前敌司令部要执行的第一个决定是，指挥红军再次经习水、赤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寻找机会和已经在四川坚持一年有余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要渡过赤水，就要打掉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第2纵队，这个周浑元纵队下辖第5，第13和第96师，一共2.5万多人，兵力几乎和中央红军相等。
周浑元字乾初，江西省金溪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在国民党军中历任旅长、师长、军长、纵队司令，是蒋介石颇为倚重的军官之一，其“围剿”红军近十年，几乎没有吃过红军的大亏，也算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攻打周浑元纵队的任务，就交由林彪、聂荣臻带领的红一军团完成。
3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进入枫香镇苟坝村。然而，就在一切顺利实施之际，前方的红一军团却突然发来一个“万急”的电报，要求停止攻击坛厂的计划，转而攻打在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
一、苟坝会议免了毛主席的职
3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苟坝村组织中革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林彪、政委发来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
此次参加苟坝会议的中革军委成员，都是日后了不得的风云人物：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朱总司令、博古、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
苟坝会议的级别太高了，当时参会人员中份量最轻的也是时任中革军委总预备队--干部团团长和政委的开国大将陈赓、开国上将宋任穷。
会议主持人张闻天把攻击打鼓新场的理由一条条摆在了桌面上：
第一，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只有王家烈的两个被打残的师，而红军的兵力有三万多人，打个歼灭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打鼓新场是黔西门户，打下打鼓新场可以直通毕节，这有利于红军进军黔西，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
第三，打鼓新场有黔军的仓库，里面肯定有不少物资，缴来的物资正好可以补充打得精疲力竭，粮弹奇缺的红军；
第四，娄山关之战的经验显示，黔军比中央军好打，红一军团在娄山关之战中给红三军团打了下手，现在急着想打个大胜仗提振士气，不想跟中央军硬碰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中革军委的委员们，就算不是枪林弹雨、尸山血海中走出来的百战猛将，也是深谋远虑，智计百出的上上人物，就是这一群精英，后来打出了新中国，又把新中国扶上了世界大国的地位。
其实上述几条张闻天不说也没关系，因为这二十多人早就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利弊和前因后果考虑得透透的了，因此，大家毫无疑问地几乎一致同意红军攻打打鼓新场。
只有毛主席不同意。
毛主席的理由也很简单，打鼓新场地形有限，不利于红军大部队展开，一旦打成胶着，很容易被敌人合围。而且，进攻打鼓新场这么明摆着的好处，红军将领们都能想到，他蒋介石会想不到？
要是蒋介石将计就计，在打鼓新场设下埋伏，那么整个红军就完了！
毛主席一个人和20多位中革军委的委员们争了半天，最后他急了，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既要我负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其他红军将领那也都是不世出的英雄豪杰，见话都说到了这份上，也不肯让步。不要说周总理、朱总司令、彭老总、刘帅、叶帅、小平同志，就算是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人，哪一位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响当当的大人物？
张闻天说：“老毛，不干就不干，少数服从多数嘛！”毛主席见说服不了众人，只能无可奈何地摇头而去。
随后张闻天组织中革军委投票表决，免去了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并决定由周总理、朱总司令负责起草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眼看红军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主席放心不下，怎么都睡不着，等到这一天晚上九点多钟又提着马灯去找周总理。
无论是宁都会议还是赣南会议，毛主席都选择了服从组织，让事实来说明问题，但这一次他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都要遭到灭顶之灾。
二、就差一天，红军从地狱之门擦身而过
巧的是，周总理也没睡，明天就要打仗，他这个最高军事决策人怎么合得上眼睛呢！从日间的争论中他也隐隐觉察出危险的气息，毛主席的话语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中革军委谁都没去过，确实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是听侦察人员说那里有护墙，还有碉堡，红军经过长期转战，炮弹和炸药都消耗得差不多了，万一打不下来不仅不利于振奋士气，还会白白损失红军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员和弹药。
所以，这一战不打也就罢了，要打就非得打赢不可，责任重大啊。
更加可怕的是，此时云集的川滇黔边的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有100多个团，如果他们真如毛主席所担心的，一旦打鼓新场有事就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那可就更加不妙了！
正在踌躇不决之际，毛主席来了。这一次两人并没有谈多久，周总理是聪明绝顶的人物，他思前想后，认为打鼓新场一战确实有风险。最终暂停进攻打鼓新场，并于11日重新召开中革军委会议。
随后，两个人一起去见朱老总，希望老总也能支持毛主席的意见。朱老总见毛主席、周总理言辞恳切，虽然心中还是有些不舍得，但也终于同意撤销白天已经起草好的进攻命令。
多年后，周总理这样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这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到凌晨三点五十分，时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研究员的戴镜元（当年只有16岁，后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给周总理转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只有两点，但每一点都不啻如惊雷在耳边炸响：
第一，黔军一个旅，滇军三个旅共14个团正向打鼓新场增援；
第二，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
实际上，当时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的不仅仅是14个团，而是周浑元、孙渡、吴奇伟和郭勋祺总共四个纵队，十多万人马。
由于进攻的命令是10日下午签发的，红一军团要到3月12日才能抵达打鼓新场，到那时，集结在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已经有十万之众，一旦双方接战后果不堪设想。
11日一大早，周总理根据军委二局提供的绝密情报，提议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经过激烈讨论，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最终一致同意暂不攻击打鼓新场。
这时，距离打鼓新场最近的国民党援军已经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了！
随后，中革军委给红一、红三军团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指出：
“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找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确实，蒋介石的目光也已经聚焦到打鼓新场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根据他的判断，红军一定会试图夺取打鼓新场，因此他早先一步布下了口袋阵，无非是捕到的鱼大还是小罢了！
可以说，3月11日的第二次苟坝会议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在遵义会议后再一次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第二次苟坝会议上中革军委同时恢复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这时距离毛主席被免职还不到24个小时。
但是，红军各级指战员对放弃打这一仗还是有些可惜的，毕竟娄山关大胜之后的士气可用，军心思战。而毛主席却高瞻远瞩地指出：对于红军来说，现在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争取机动的空间！
仗打赢了，但是周旋的空间没了，那就会跟太平天国石达开一样，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局！
中革军委的委员们全都服气了，毛主席和他们一样，没有特异功能，没有特殊情报渠道，至于他是怎么算到蒋介石的部署那只有天晓得了。
这只能说明毛主席对人心、对兵法、对战争的本质，比大伙都高看一眼！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总理、王稼祥、毛主席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把军事指挥权重新交到了毛主席手里。
三、大战鲁班场：林彪与周浑元的双雄之战
虽然解决了眼前的危机，但是红军的去留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对毛主席和红军的决策层来说，不打打鼓新场只证明了这个选项是错的，但正确的选项还没有找到。
毛主席考虑再三，决定还是集中兵力打此时集结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但是周浑元兵力较强，装备又好，可不是根好啃的骨头啊！
林彪作为红一军团的指挥员，自然知道毛主席决定打周浑元的用意：
其一，周浑元是蒋介石的忠实鹰犬，自从红军入黔以来对红军死缠烂打，一直如附骨之蛆一样挥之不去，令红军必欲除之而后快；
其二，打周浑元就是杀鸡儆猴，一旦打垮了周浑元，刘湘和龙云势必胆寒，他们为了保存实力自然不敢穷追红军，那样的话红军的腾挪空间就能扩大许多；
其三，那就是鲁班场距离茅台镇渡口很近，行军半日可到，万一红军渡河时周浑元来攻那就麻烦了，要过赤水河，先取鲁班场，相当于周浑元成了一条拦路的恶狗，非打不可。
此时，已经云集打鼓新场的各路国民党军距离红军主力也只有一到二日的路程，既然打周浑元那就要决战决胜，一天也不能耽搁了。
这才是让林彪感觉压力山大的关键：打鼓新场两个黔军师放着不打，现在跑去鲁班场打人家中央军三个师，兵法讲究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这简直是违背常理而行之！
岂止是林彪，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当时也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不同意见：
“鲁班场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对我不利，无攻破周浑元可能。似应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控制仁怀、茅台，西渡以吸引滇、川两敌，寻求机动。”
不得不说，彭总和林总都是眼光高明的主帅之才，他们对敌我形势的判断十分到位，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敌我环境下，不打鲁班场，红军更不知道应该往哪走，所以这一仗在所难免。
1935年3月14日21时，中革军委发布进攻鲁班场的命令，要求红军集中全部力量，于15日消灭鲁班场、三元洞之敌。
3月15日晨，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三军团主力及干部团为右翼，由董振堂、李卓然指挥红五军团及三军团一部为左翼进入阵地，向鲁班场的中央军发动猛烈进攻。
这一战简直是杀得天昏地暗，鬼泣神惊。
当时，在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共有3个师加1个旅的15个团，而红军投入战斗的总兵力只有15个团，因为要准备打援，实际能够投入进攻的还没有敌人防守的兵力多。
周浑元从3月初到达鲁班场开始就发动所部构筑大量工事，光碉堡就修了70多座，碉堡外面还用缠着藤条和荆棘的木桩做成了类似铁丝网的环形防御。
经过半年的艰苦转战，红军几乎没有火炮，重机枪子弹也很少，而周浑元所部一个连有9挺轻机枪，一个营有6挺重机枪，一个师有18门迫击炮，还有少量当时稀缺的山炮。
可以说，他1个师的家当差不多比整个中央红军都要牛！
林彪组织红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围攻鲁班场，而放着西面不打，他不想硬拼，最好是把周浑元打跑，逼迫他向西退走，别让他干扰红军渡河就达成战役目标了。
可是这个周浑元偏偏“会错”了林彪的意，他深怕红军是围三缺一，欲擒故纵，到时欲守无据，欲攻无力，国军危矣！于是干脆不走了，安安心心地在鲁班场当乌龟。
红一军团的攻击从15日上午7时开始，东面战线很快打成了焦灼状态，因为红军一无大炮，二缺炸药，啃不动周浑元的碉堡，而国民党军则躲在碉堡里向红军的进攻队形疯狂扫射。
但红军一向不干猛打猛冲的笨买卖，见正面进攻不利，红一军团当即分出一师两个团和二师第六团，由红一师师长李聚奎（1964年开国上将）率领，从李村沟向鲁班场北面迂回。
当红军迂回部队进至茅坪时，又与已经构筑防御阵地的国民党军发生激战。周浑元老谋深算，早就料到了红军正面进攻不利就可能迂回包抄，于是命令第五师分出了一个旅在茅坪方向选择有利地形实施阻击。
由于国民党军以逸待劳，居高临下，红军的仗打得异常艰难，李聚奎见战士们冒着雨点一样泼来的子弹不顾生死地仰攻敌人阵地，心疼得都拧在一起。那可都是过了湘江之后千难万险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革命火种啊！
不能蛮干！他当机立断，下令红军诈败后撤，国民党军见红军突然不打了，盔歪甲斜地向东“溃散”，以为红军已经失去斗志，纷纷从工事里杀出，企图多抓几个俘虏。
国民党军和红军一个追，一个跑，很快来到了踩山坪，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国军仰攻，红军防守了。
此时只听李聚奎一声令下：打！已经预先在踩山坪埋伏的红二师六团突然从左右两侧高地向国民党追兵猛烈射击，原先佯装溃败的红军部队则杀了个回马枪，转身向国军俯冲下来。
国军三面受敌，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得狼狈逃窜，一时间战场形势完全逆转，变成了红军猛追，国军溃败，只不过国军是真的被打垮了，连茅坪的阵地都不要了，被压缩到团标寺附近的二线阵地。
国民党在团标寺也构筑了成群的碉堡，但是这一次就要想负隅顽抗没有那么容易了！英勇的红军战士趁着国民党军立足未稳，直接把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里。
轰隆一声，砖石和土屑飞到半天多高，碉堡里的国民党军不是被炸死，就是被压死，二线阵地也被红军突破了。
在东南方向的白家坳，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交手，红五军团攻势十分凶猛，九十六师也不甘示弱，两军甚至到了白刃交锋的程度，鏖战到下午，依然打得难解难分。
上午红一军团发起总攻时，红三军团的红十团、红十三团从西南面向据守白果寺、丁家山一线的国民党第九十六师一部压去。
由于协调不得力，红三军团迟至中午才发动进攻，未能在国民党军尚在修筑阵地时抓住机会果断攻击，以致错失良机。
双方激战半天，红三军团未占到便宜，此时周浑元已换上第十三师接防九十六师，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抗战胜利后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见红军兵力、火力不过如此，于是以一部防守阵地，自己带一个团向林彪的红一军团右翼实施反迂回。
下午3时，林彪命令红军各部向鲁班场发起总攻，此时红一军团的右翼却打响了，林彪不得不分兵前去阻击，两军的阵地呈现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
已经精疲力竭的红一军团战士奋起余力从东、北两个方向向敌阵反复冲杀，一步步把国民党军往西压缩，到处都是倒塌的碉堡和炸毁的工事。
国民党九十六师也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关头，再撤就没地方了！此时阵地上原先密布的荆棘和刺草全被踩平，洒满了双方的鲜血。
双方都在熬，熬斗志，熬时间，对周浑元来说，能多拖一分钟就多一分希望，因为他最不缺的就是时间，而红军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
迟至下午5时，在西南方向红三军团夺取了敌人重机枪阵地，到黄昏时分，红一军团从西北面迫近鲁班场周浑元主阵地，红五军团已越过白家坳阵地，国民党军的阵地一个个被踩在红军脚下。
打到晚上7点左右，周浑元部3个师的主力已经被压缩到了一起，鲁班场主阵地的国军工事更加坚固，火力更加密集，并且多为交叉火力，对林彪来说实在太扎嘴了。
红军的总攻打了4个小时，各部都已伤亡惨重，但解决战斗仍然遥遥无期。
得知红军正在猛攻鲁班场后，蒋介石严令孙渡和吴奇伟两个纵队向鲁班场火速前进，同时，川军8个团已经距鲁班场西北不到30公里。
如果再不撤出战斗，红军就要腹背受敌！当晚20时，中革军委下令各军团撤出战斗，除红六团监视周敌，其他部队立即转转移到中枢、坛厂、小河地区。
四、三渡赤水，毛主席带红军转被动为主动
16日清晨，陈赓率干部团接应红六团也撤离鲁班场，全部红军于16日在茅台镇三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地区。
由于被红军打怕了，周浑元虽然发现红军已经撤退，但生怕又中了引蛇出洞之计，干脆龟缩在鲁班场，一枪未发坐视红军渡过赤水。
得知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之后，蒋介石生怕红军又要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急令各路国军向西追击，企图聚歼红军于古蔺东南，同时赶到贵阳就近指挥“剿共”。
没想到，毛主席带领红军突然折而向东，于3月21日四渡赤水，大踏步向南逼近贵阳，随后从贵阳以南向西突进，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从3月10日苟坝会议到3月21日四渡赤水，毛主席带领中央红军走过了长征中生死攸关的11天，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第四渡赤水声西击东，这就是“四渡赤水”中最为高明，最令人叫绝的一次战略机动，实际上，在第四次渡赤水之后，战争的主动权已经开始掌握在了毛主席和红军的手里！
一渡赤水是土城之战被逼出来的，二渡赤水是被敌人撵出来的，三渡赤水是打疼周浑元之后主动转移的，到四渡赤水则是毛主席率领红军的从容挥洒。
上下齐心，将士用命，以三万之众横行当世，从绝境走出生路，反而变被动为主动，举天下之大，再没有第二人了！
向毛主席和当年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英雄烈士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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